反对中共，不等于反对中国
2026年09月09日
一个人可以珍惜自己的故乡，关心亲友的生活，喜爱熟悉的语言、饮食和文学，同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这些感情与判断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中共在宣传和教育中，把拥护党的统治设为爱国的条件。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这份纲要将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捆绑，并以此定义中共所要求的“爱国主义”；它还将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及党中央权威列入教育内容，要求向社会各阶层推行。1 中共借“爱国”之名，将拥护自身统治包装成人民应尽的义务，借人们对故土与同胞的感情索取政治忠诚。
这种绑定首先把对党的态度设为衡量爱国的尺度。在将反对中共指为“反华”的话语中，它又进一步把党与国家等同，将对自身统治的反对描绘成对国家和人民的敌意。这里发生的已经不只是“谁算爱国者”的资格审查，还有“谁是国家敌人”的政治定性。
不具有爱国感情，不等于敌视国家；反对执政党，也不等于敌视国家或人民。感情、政治立场与敌意，不能相互替换。中共借这种替换，把维护自身统治包装成保卫国家，让追究权力责任的人先为自己洗脱“反华”的指控。
讨论公共权力，原本应当追问谁有权作出决定、政策是否伤害人民、统治者怎样承担责任。这套宣传却把矛头转向批评者，要求他们先证明自己没有背叛祖国。需要接受审查的权力，就这样借“爱国”的名义审查人民，甚至把反对者划入国家的敌人一边。
中共无权冒充国家，也无权把反对其统治等同于敌视国家和人民。
日常语言中的“中国”，可以指一片土地、生活在其中的人、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文化，也可以指现代国家及其公共机构。人们使用这个词时，所指并不总是相同。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组织，有自己的领导层、组织纪律、权力结构和政治利益。掌握国家机器，不能使它与这片土地、所有人民和全部历史画上等号。
国家不是一个政党的放大版，人民也不是这个党的集体化身。控制政府、军队和宣传机构，说明的是一个党掌握权力的程度。无论控制多么严密，都不能由此产生对社会的所有权，更不能使批评这个党等同于敌视人民。
同样，文化归属不是政治契约。一个人使用中文、阅读古典文学、怀念家乡，并没有因此向中共签下一份效忠书。他不必先否定自己的文化，才能反对专制；更不必通过疏远同胞，来证明自己已经摆脱党国观念。出生地和母语，不能替任何人作出政治选择。
掌握国家权力，也不等于获得了人民的政治授权。武力可以夺取政权，却不能替人民作出选择；统治延续得再久，也不能凭时间产生人民必须服从的义务。一个党不能先强制排除其他选择，再把没有更替的结果称为人民的选择。
公共权力的正当性，必须建立在人民能够自由表达、并能通过制度撤回的授权之上。《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以人民意志为政府权力的基础，要求通过定期、真实的选举表达这种意志。2 获得授权的政府承担的是公共职务，必须接受监督、追责和更换。授权不能变成一次作出、世代生效的服从契约。
人民有权反对执政党及其统治制度。“可以批评几个干部，但不能反对党的统治”，是在替权力划出不容触碰的禁区。人民应当能够决定由谁执政、拒绝哪个党执政，并建立允许和平更换执政者的制度。这些权利不由中共批准，也不因中共禁止而丧失正当性。
结束中共统治，意味着打破一个党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医院、学校、供水供电等公共服务，服务的是社会生活；人民需要这些服务，不等于需要中共继续垄断权力。
台湾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2000年，中华民国在台湾首次实现中央行政权的政党轮替，国民党失去总统职位，民进党经选举上台。3 原执政党失去权力，社会和公共机构仍然延续。这说明公共生活不必依附某个党而存在；具体转型能否平稳，则取决于实际条件与交接安排。
中共下台的过程中，确实可能出现行政失序、经济波动和公共服务中断，局部机构也可能瘫痪。这些风险的范围、持续时间和后果，不能预先保证。要求结束专政，无需承诺转型绝对不会造成损失，正如指出转型风险，也不能由此产生中共继续统治的权利。
不能只计算结束专政的代价，却把专政继续延续的伤害从账上抹掉。
审查、迫害、无法有效追责的权力侵害，以及人民长期被剥夺选择和更换执政者的权利，都属于维持专政的代价。眼前没有发生交接混乱，不等于社会没有承受损失；把现状延续下去，也不等于未来的生活和安全获得了保证。只计算转型可能付出的代价，却不计算专政持续造成的伤害和风险，本质上是在把维持专政的代价从账上抹掉，用一种虚假的“现状无成本”为专政辩护。
结束一党专政所要争取的，是人民能够选择和更换执政者、公开揭露问题、制止权力侵害，并通过制度追究责任。这些改变关系到此后长期的生活，不能因为转型有成本就被判定为不值得争取。但这些成果需要建立自由表达、真实选举、独立司法和权力制衡，不能只凭旧统治者下台便保证实现。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其后又经历袁世凯的专权、称帝企图和军阀政治。4 这段历史既不能被简化成“只需付出一点混乱就会自动变好”，也不能被倒用来证明人民应当继续接受皇朝统治。结束旧权力与建立受约束的新制度，是必须同时面对的任务。
因此，需要打破的是党的权力垄断，需要建立的是人民能够控制和更换公共权力的制度。维持基本医疗、供水供电和治安，保护普通人的生命与生活，是转型工作的一部分。重视这些人的损失，与反对中共继续统治并不冲突；用他们可能遭受的损失封死一切改变，才是把公共生活当作维持统治的人质。
“没有我，你们就无法生活”是一种政治要挟。人民不必为了维持眼前运转，就放弃此后选择执政者、保护权利和追究责任的机会。转型风险需要降低，专政造成的持续伤害也需要结束；任何掌权者都无权以社会不能承受一点动荡为由，索取永久统治的特权。
“损害国家形象”也是转移责任的一种说辞。
设想一个普通人揭露地方官员侵占财产，要求追查公共事故，或者为遭受不公的人发声。事实与责任应当依据证据公开查明，不能用“损害国家形象”阻止调查，更不能把要求调查的人指为国家的敌人。让政府难堪，不构成剥夺发声与追责权利的理由。
侵害发生时，造成伤害的是侵害行为，责任应当由实施者及负有责任的掌权者承担。揭露侵害，并不会把这份责任转移给揭露者。封锁消息或许能暂时保住统治者的体面，却不能使受害者的损失消失。把受害者的沉默当作维护国家尊严的代价，实际维护的是权力免受追究的地位。
中共不能一面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面又要求具体的人为了党的形象，吞下损失、放弃追责。把人民挂在口头上，却让现实中的人服从党的利益，正暴露了“党代表人民”这套说辞如何遮蔽二者之间的冲突。
巩固党的统治，本身不能证明人民从中受益。 任何以“国家利益”为名的主张，都必须说明它保护了谁、改善了什么、让谁承担了代价，并接受公众质疑。不能用党的权力更稳固，代替对人民处境的说明；更不能借抽象的国家形象，让具体的受害者消失。
区分中共与人民，也必须落实到责任判断。一个人受到宣传影响、因恐惧保持沉默，或者为了生计回避政治，并不因此与制定压迫政策、组织迫害、实施镇压的人承担同样的责任。判断责任，应当看实际权力、具体行为和参与程度，不能靠国籍、语言或文化背景给所有人定罪。
把整个族群当作敌人，同样抹去了政党、权力与人民之间的区别。针对普通中国人的种族侮辱和集体归罪，不能因附带反共口号就获得正当性。中共也不能拿这些言论冒充所有反对者的立场，再把对专制统治的反对一概说成对中国人的敌意。
外部敌意同样不能成为中共逃避追责的挡箭牌。对中国人的歧视应当受到反对，中共对人民的压迫也必须受到追究。两者之间不存在以沉默换保护的义务。外部行为不能使中共获得压制批评的权利，人民也无需以服从中共为代价，才配免受歧视与伤害。
“反对中共，不等于反对中国”还要解除更深一层的束缚：一个人不需要证明自己爱国，才有资格反对压迫。
人可以热爱故乡，也可以与它保持距离；可以珍惜一种文化，也可以批判其中的传统。基本权利不能按爱国程度分配，更不能由执政党根据政治忠诚决定谁配享有。把“我其实很爱国”当成反对专制的必要辩护，仍然接受了统治者设置的忠诚考试。
需要接受人民监督和追责的是公共权力。掌权者必须接受追问：人民是否自由地授予了其权力，能否监督和更换执政者，侵权者是否受到追究。普通人无需向掌权者证明自己有资格反对它。人民的权利先于政党的许可，也不以拥护任何政党为条件。
当一个人不再把中共当作中国本身，他就不必在关心同胞与反对专制之间作出虚假的选择。他可以直接反对中共垄断权力、剥夺人民选择和更换执政者的权利，反对公共机构被用来维持党的统治，反对中共拿自身冒充国家、把反对者指为国家的敌人。
故乡不属于中共，文化不属于中共，人民更不属于中共。
一个政党没有资格把自己变成祖国，再把人民的反对叫作背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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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時代愛國主義綱要 要引導港澳台維護統一》——中央社（台湾），2019年11月14日。报道纲要如何捆绑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以及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党中央权威等教育要求。文中所述是中共在文件中规定的内容，不能据此推定民众实际接受了这些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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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联合国，第二十一条。该条以人民意志为政府权力的基础，并规定定期、真实、普遍和平等的选举原则。本文据此讨论政治授权及人民选择执政者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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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中华民国（台湾）政府门户网站，2000年条目。记载陈水扁当选及在台湾首次实现中央行政权的政党轮替。本文用此案例说明执政党更替与社会延续可以并存；不同社会的转型条件及具体路径仍须分别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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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utionary Republic——Hoover Institution，2011年。参见有关1911—1912年革命、清帝退位与共和国成立，以及“Early Hopes and Setbacks”部分对袁世凯专权、称帝和军阀时期的叙述。本文以此说明结束旧统治与建立受约束的新制度之间的区别，不将后续历史的成因归结为革命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