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摆脱对“统一”的盲从，重新思考“联合”与“联盟”

2026年10月10日

在中文政治语境中，“统一”与“联合”并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近义词。它们看似都在描述不同政治单位之间的结合，却隐含着不同的主体关系和政治方向。

“统一”和“联合”是有区别的

中文里的“联合”通常以多个主体先存在为前提：A、B、C 各自存在，然后决定彼此结合，形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联合王国”“合众国”“联合政府”“联盟”都保留了这种结构——组成者在前，整体在后。与之相对的，“统一”则是从一个预设的整体出发，把不同地区理解成这个整体中尚未归一的部分，于是形成另一种逻辑：整体在前，成员在后；归一是目标，问题只是怎样结束分立。

可以把这种差别概括为：

联合：多个主体 → 各方决定结合 → 形成整体

统一：预设整体 → 消除分立 → 各部分归一

英语中的 ‘United’ 并不固定等于中文“联合”，但在 ‘United States’ 和 ‘United Kingdom’ 这两个国名中，‘United’ 的实际历史和政治含义更接近中文的“联合起来的”：原有政治单位通过 ‘Union’ 形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预设中央把这些单位“统一”进去。123

中共话语中的“统一”并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预设为必须实现的政治目标。它先行假定存在一个应当归于一体的整体，并把分立视为需要结束的状态。这样一来，“为什么必须成为一个整体”“由谁决定这个整体”“有关人民是否同意，以及能否拒绝加入”等本应先回答的问题，反而被压制和排除在讨论之外。

中共意识形态强化了“统一”这个词武力吞并的意义

《史记》确有与秦相关的“天下一统”表述。李斯劝秦王时说，要“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4 但秦始皇灭六国时，秦代最核心、最权威的表述并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统一”，而是“并天下”；《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都使用“初并天下”，泰山刻石也有“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56

关键并不在于古代“统一”二字是否本来就等于武力吞并，而在于中共自己的历史叙事中如何使用这个词。习近平2024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直接说：“自秦统一中国后……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7 中共由此把秦通过战争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并将其土地纳入中央集权帝国的过程，明确命名为“秦统一中国”。

这种用法并不少见。《人民论坛》一篇讨论所谓“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文章，一方面写“诸子或主张武力统一，或反对武力统一”，另一方面紧接着写“秦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把这一过程称为“秦的统一”。8 在这种叙事中，“统一”显然并不只表示各方自主结合；它可以直接包括战争征服、消灭其它政权，并把其领土和人口纳入一个中央政权。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对古代历史的重新构造和命名，中共对台湾的现实政策继续使用同一个“统一”概念。中共明确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9 2022年的官方论述又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称为“统一的战略支撑”，并提出“统一必须坚持两手并用”。10 到2026年3月，中共台办再次表示，为“完成统一”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11 这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近年来，解放军持续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活动和演训。12

因此，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宣传体系中，“统一”被赋予了一套延续自古代“一统天下”帝国传统的政治含义：把归一视为不可放弃的目标，武力则是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手段；当一方拒绝被“统一”时，它就会通过武力消灭分立状态，从而使另一政治实体归入同一中央政治体系。这正是它与“联合”的根本区别：联合首先承认各方是决定是否结合的主体；如果一方可以在另一方拒绝的情况下仍以武力消灭其独立存在，这种关系就已经不是“联合”。

《人民论坛》甚至直接写道，长期“大一统”使中国人“视统一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状态，视分裂为非正常状态”，并称历史上偏安政权“最终的归宿也必然是被统一”。8 这恰恰说明，“统一”之所以值得重新审视，不只是因为这个词本身，而是因为它长期被塑造成无需追问、无需证明的当然目标。

从“一统”回到中国人的选择

中国的近代历史并非只有“一统”这一条道路。辛亥革命正是以各省相继宣布脱离清廷“独立”的形式展开，中华民国随后以这些已经脱离旧帝国的省份联合的形式建立；地方自治、联邦乃至邦联方案都曾真实进入政治讨论。有研究概括，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的形式开展”，民国则“以‘独立’各省联合的形式而成立”，联邦制一度成为政治建构的选项之一。13 1911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的同期报告也记录，当时中国政治人物曾以 confederation、a federation of commonwealths 和 local autonomy 来讨论未来国家结构，来自八个省的代表还专门就类似美国联邦制度的问题进行咨询。14

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在于说明：旧的专制中央崩溃以后，中国怎样重新组成，本来就是可以重新决定的问题。各地可以联合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探索邦联和高度自治，甚至可以通过联盟或其它机制合作。中国人真正需要摆脱的是对“天下最终必须归于一”的盲从，那种古代帝王“一统天下”遗留下来的帝国逻辑和专制观念。

国家是为了人民而存在，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目的；历史上的征服、帝国疆域和专制统治，也不能永久替后来的人决定政治归属。所谓选择权和自决权，首先意味着人民不能只是被统治、被划归、被“统一”的对象，而应当有权决定自己接受怎样的政治制度、与谁组成共同体，以及以什么方式与其它地区合作。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地方自主和多种建国路径后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专制的惯性使得政治权力再次向一个中心过度集中，并最终在中共的一党体制下形成高度集中的党国体系。随后发生的历史也暴露了这种结构的巨大危险：当最高权力高度集中而缺乏有效制衡时，中央发动的错误政策和政治运动可以迅速跨地域扩展，成为全疆域的灾难。地方即使在执行程度上存在差异，也缺乏能够独立拒绝、纠正或退出这些政策的制度空间。15 大跃进及其造成的大饥荒就是最惨烈的例子，数千万人殒命。16 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把最高层发动的政治运动扩展到全国。据估计，仅1966至1971年间就有约110万至160万人死亡，另有约2200万至3000万人直接遭受不同形式的政治迫害。17

正因为如此，今天重新思考“联合”与“联盟”，是为破除专制“大一统”，接续辛亥革命曾经开启的中国政治传统。各地不是天然等待被“统一”的对象，人民才是决定彼此关系的主体。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不应再是“谁来统一中国”，而应该是：专制结束以后，我们愿意以什么方式共同生活，又愿意以什么方式彼此合作。

Authoritarian Grip, Pluralistic Landscape
“大一统专制之握”

参考资料

  1. Union——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其政治义明确包括“由两个或以上原本分离、独立的单位形成一个政治单位”，并以1707年的英格兰—苏格兰和1789年的美国为例。本文据此说明英语 union 常保留“多个既存单位结合成整体”的结构；这并不等于所有 union 都必然是完全自愿、平等的结合。 ↩

  2.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 Transcription——U.S. National Archives。美国宪法序言原文为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本文引用它说明美国建国语言的句法结构是“人民建立 Union”，而不是由一个预设整体去“统一”各州。 ↩

  3. Union with England Act 1707——UK Parliament。Article I 原文规定，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王国 “shall … be United into One Kingdom by the Name of Great Britain”。本文据此说明 United Kingdom 的法律形成语言是两个既存王国通过 Union 组成一个王国；这并不否认1707年联合过程中的权力不对称和政治压力。 ↩

  4. 《史记·李斯列传》——维基文库。李斯游说秦王时把“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置于同一段论述中，并在前后使用“东并六国”“不能并也”等表达。本文据此说明秦语境中的“一统”与消灭诸侯、兼并六国存在直接文本联系。 ↩

  5. 《史记·秦始皇本纪》——维基文库。其中记“秦王初并天下”，并保存秦始皇相关刻石文字；本文另结合泰山刻石“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等材料，区分秦代自身的“并天下”表述与后世现代汉语的“统一”命名。 ↩

  6. 大一统何以成为中国历史的深层底色——北京日报，2026年5月16日。文章专门指出，秦统一的核心政治表述是“并天下”，并核对《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均作“初并天下”，泰山刻石亦有“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本文用其补充核实三篇《史记》及秦刻石之间的用语一致性。 ↩

  7.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4年9月27日。讲话原文称：“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并把“大一统”称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本文据此说明中共当代官方叙事明确把秦灭六国后的政治结果命名为“秦统一中国”，并把它纳入连续的“统一天下”叙事。 ↩

  8. 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解读和当代启示——《人民论坛》，2023年7月20日。文章一方面写“诸子或主张武力统一，或反对武力统一”，随后又写“秦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秦的统一”；后文还称长期“大一统”使中国人“视统一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状态，视分裂为非正常状态”。本文把该文作为中共官方媒体体系内“统一”概念实际使用方式的直接材料，而不是把其中的价值判断当作独立历史事实。 ↩ ↩2

  9. 为什么我们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同时又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该官方说明明确称：“和平是统一的一种方式，是以统一为前提、从属于统一大目标的”，并称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本文据此区分“统一”这一既定目标与“和平”这一实现方式。 ↩

  10. 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2022年12月2日。文中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称为“统一的战略支撑”，并称“统一必须坚持两手并用”，要求把握“和平与非和平方式的关系”。这是本文关于中共当前“统一”概念明确包含非和平实现方式的重要官方依据。 ↩

  11. 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辑录（2026-03-25）——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称“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是既定要求，同时表示“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表明截至2026年3月，武力仍被官方明确保留在实现“统一”的手段范围内。 ↩

  12. Chinese PLA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conducts “Joint Sword-2024B” drills——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4年10月14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公开称，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从多个方向在台湾周边行动，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锁、对海对陆打击等科目，并把这些行动称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行动”。另参见 PLA conducts long-range live-fire drills in waters of East China Sea——新华社，2025年4月2日，其中报道解放军以模拟重要港口和能源设施为目标进行远程实弹精确打击。本文据此说明，中共所称“统一的战略支撑”并非只停留在政策宣示，而已经表现为围绕封锁、打击和强制控制所进行的现实军事准备。 ↩

  13. 邹小站：《民初省制问题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院，2017年7月12日。文章明确概括：“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的形式开展，民国以‘独立’各省联合的形式而成立，联邦制一度成为政治建构的选项之一。”文中并列举《贵州宪法大纲》《鄂州约法》、山东独立时的政纲以及孙中山等人的联邦、地方自治主张。本文据此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独立—联合建国—联邦/自治”并非事后想象，而是当时真实存在的政治路径。 ↩

  14. The American Minist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1911年11月22日。这份同期外交报告记载，清廷权威瓦解之际，一些中国政治人物用 “confederation” 或 “a federation of commonwealths” 表达希望建立的政体，并把 “local autonomy” 视为核心考虑；来自八个省的代表还向美国公使咨询类似美国联邦制度的问题。本文将其作为辛亥时期联邦、邦联和地方自治设想确实进入现实政治讨论的同期证据，而不是据此断言所有省份都主张永久独立。 ↩

  15. Indignation and Frustrated Retaliation: The Politics of Disengagement——Ralph A. Thaxton Jr.，收录于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该章把毛时代中央国家权力缺乏制度化制衡与大跃进饥荒联系起来。另参见 State Repression and Selective Expression: Communal Canteens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The China Quarterly，其中讨论了中央政策、地方执行差异、强制集体化以及国家对乡村生活控制的扩大。本文据此作的是制度性分析：中央集权不是这些灾难的唯一原因，但高度集中且缺乏制衡的体制会扩大中央错误被全国贯彻的能力。 ↩

  16. Dealing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reat Leap Fam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elix Wemheuer，The China Quarterly，2010。该文综述了依据中国人口统计形成的多种死亡估计，包括约1,650万、2,300万和3,000万等数字，并指出更高估计亦存在。本文因此只使用“数千万量级”的概括，不把任何单一数字写成无争议结论。 ↩

  17.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Andrew G. Walder，Social Science History，2014/2015。研究利用2,213个县市地方志，并结合内部调查材料和统计估计，得出1966—1971年约110万至160万人死亡、约2,200万至3,000万人直接遭受政治迫害的估计；作者同时指出，大多数伤亡来自当局组织的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