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媒体：科研合作不能无视国家安全图像来源: Sylvio Dittrich/IMAGO

（德国之声中文网）《世界报》报道称，一名独立调查员正在对位于萨尔布吕肯的信息安全研究中心（CISPA）展开调查。调查重点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科研成果是否已经流向境外。该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已被停职，而同中国方面的合作项目也被全面叫停。这篇题为《同中国走得太近？》的报道写道：

“信息安全研究中心 （CISPA） 的两大股东，德国联邦政府以及萨尔州政府正同安全机构开展密切合作，以推动调查工作的进展。来自德国科研部的官方声明称：‘学术自由的边界，是不能触碰德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已被暂停履职的CISPA学术总裁巴克斯（Michael Backes）也表示，他支持对他本人的停职决定，并对有助于彻底澄清事态的特别调查表示欢迎。”

上周，有德国媒体报道称，CISPA同中国方面的密切合作令人担忧，一些涉及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的敏感信息可能已经流向中国。在该机构一个涉及网络安全、数据保护以及人工智能的研究小组中，19名成员中共有18人来自中国。另一个涉及机器学习和数据保护的团队更是全部由中国人组成。《世界报》写道：

“信息安全研究中心（CISPA）就此解释道，所有合作项目都依据法律和相关规定进行过审核和评估，并专门设立了科研安全事务专员职位，此外，研究中心监事会还在6月10日通过了新版的科研安全战略。

去年十月，德国总理默茨还曾到访过CISPA。多年来，CISPA一直是萨尔州引以为傲的重要科研机构。在St. Ingbert新建的科研园区获得了萨尔州转型基金提供的3.5亿欧元。2019年，CISPA已正式加入亥姆霍兹联合会（Helmholtz-Gemeinschaft）。”

“学术自由的边界是国家安全”

就CISPA和中国的科研合作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 安全隐患 ，《商报》发表评论写道：

“作为威权国家，中国毫不讳言在2049年前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既然如此，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为何能长年频繁出入CISPA，参与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并能带着相关的技能和知识重返中国，甚至到有 军方背景 的高校任职呢？

商报：德中科研合作中暴露出的安全隐患，科研部长贝尔难咎其责。图像来源: dts Nachrichtenagentur/IMAGO

现在，一名特别调查员将就此展开调查。但仅仅宣布调查还远远不够，而且问题的关键也并不在于相关合作是否合法。众所周知，中国很擅长利用所谓灰色领域。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这种系统性的合作能够持续七年之久。德国联邦政府不仅是CISPA的大股东，而且占股高达90%。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敲响警钟呢？是时候对亥姆霍兹联合会（Helmholtz-Gemeinschaft）的内部架构进行全面审核了。而且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包括著名高校在内的很多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很愿意在敏感领域同中方开展合作，他们强调这样做是为了捍卫学术自由，并以《基本法》作为依据，却宁肯置德国的 安全利益 于不顾。

德国科研部部长贝尔必须出台一部有关科研安全的规范，并且最好能同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沟通协调。究竟哪些科研领域涉及国家安全，必须对此做出明确的界定，并根据安全等级，决定相关论文是否可以公开发表。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科研设施，绝不能为敏感国家研发无人机、人工智能或监控技术提供帮助。如果没有明确的安全规范，德国制定的高科技战略只能进一步加快德国在科研领域的衰落。而高达180亿欧元的科研经费，也将成为送给 中国 的厚礼。”

民族团结法第63条境外追责条款会对海外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造成什么影响？图为西藏布达拉宫。 (Go Nakamura/Reuters)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1日起实施。中国官方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回应外界对新疆强迫劳动、西藏寄宿学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境外追责条款的质疑。本台采访受访者认为，该法将中共民族政策法律化，第63条境外追责条款可能对海外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及批评中国民族政策者形成威慑。中国法律学者刘耀明认为，这一条款缺乏法理依据。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举行记者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陈瑞峰在会上说，这部法律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部单设序言的新制定法律，把习近平有关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国家意志。

民族政策法律化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共在西藏、新疆和南蒙古长期推行同化政策，过去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执行，现在则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他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新疆、南蒙古一直面对这种政策。以前是依据行政规定，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现在通过法律形式，把它已经在做的事情合法化。中国的法律本来就是官方意志和党的意志。过去它还可以拿民族区域自治法作掩护，现在把这些违背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做法法律化以后，就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更肆无忌惮地推行同化政策。”

这部法律第6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格桑坚参还说，第63条境外追责条款会对海外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以及台湾、香港相关人士造成威慑。他说：“境外人士批评中国民族政策，日后回中国或回西藏探亲都可能出问题。第63条没有清楚界限，可被用作恐吓工具，让人在境外也不敢发声。”

母语教育与同化争议

这部法律第15条规定，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基本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雷建斌在记者会上说，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都是宪法和法律规定，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

南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席海明对本台说，中共推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把政治口号转化为法律工具。他说：“这个法实际就是要从文化上同化，把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等民族融化为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消灭少数民族母语。它把政治宣传变成必须执行的法律，用违法的名义威胁不配合者。所谓民族团结，实行的是民族同化和大汉族主义。第63条境外追责和海外警察局是一个性质，就是要威慑国内，也对海外自由世界，包括台湾制造恐怖。”

近年来，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母语教学空间持续减少。内蒙古2020年推行国家统编教材后，曾引发蒙古族家长和学生抗议。新疆和西藏的寄宿制学校也长期受到国际人权组织关注。

境外追责与法理争议

日本自民党东京都议会议员白川司近日在日本PRESIDENT网站撰文说，这部法律不只是中国境内民族政策工具，而是把中共思想管控延伸到海外。他认为，第63条一旦实施，外国人在日本境内公开支持台湾，或批评中国民族政策，都可能被中方以“煽动民族分裂”等名义追责。

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在记者会上说，第63条是与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管辖权原则相衔接的立法规定，以法制化手段抵御各类境外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责任追究将严格依法依规审慎规范，不影响中外正常人文交流、学术研讨和经贸合作。他批评一些西方媒体将这一条款解读为治外法权、长臂管辖，是歪曲抹黑。

对此，中国法律学者刘耀明告诉记者，第63条所谓境外追责，在法律适用上缺乏正当性。他说：“一个国家的法律应主要适用于本国境内，中国大陆法律不能直接适用于大陆以外地区，台湾更是另一个政治实体。把这部法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类似干预内政。所谓长臂管辖，从法律上说没有道理，已经脱离法律正常属性，把法律无限政治化。”

民族歧视早有存在

中国历史学者王先生对本台说，中国的民族政策长期把族群身份制度化，这与一些国家的公民身份制度不同。他说：“美国公民的身份证件上不会特别注明属于哪一个民族，但中国人的身份证上会清楚写明是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还是回族。实际上，这种民族政策本身就不合理。”

王先生还说，中国近年出现的民族问题，并非少数民族本身造成。他说：“语言问题不用说，西北方向的民族问题更敏感，很多人连提都不敢提。真正的问题不是少数民族本身有问题，这些民族在中国共存了几百年、上千年，历史上有摩擦，也有冲突，但不是今天这种局面。现在很多血腥的问题，是国家根本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造成的，是人为造成的。”

公开资料显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于3月12日通过，习近平同日签署主席令公布，定于7月1日起施行。法律共7章65条，包含语言文字、宣传教育、保障监督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美国科技巨头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 REUTERS - Paresh Dave

最高法院在周二以6比3作出裁决，认定原告援引的《外国人侵权索赔法》与《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均无法支持相关诉讼，并下令驳回这宗缠讼15年的案件。

案件源于2011年，多名法轮功学员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总部位于加州圣荷西的思科公司，协助中国共产党建立被称为“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的全国性网路监控系统，让中国当局得以辨识、追踪、拘捕及迫害法轮功成员。

法轮功学员表示，思科不仅出售一般网路设备，更依照中国政府需求客制化相关技术，明知这些系统将被用于镇压法轮功信众，仍积极参与建置工作，因此应对后续发生的酷刑、非法拘禁、强迫失踪及其他人权侵害负连带责任。

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由大法官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撰写。她指出，1789年制定的《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并未授权法院自行创设新的诉讼权利，因此法院无权扩大该法律适用范围，将协助或教唆海外人权侵害行为纳入可追诉范围。

她进一步表示，若允许法官创设新的责任形式，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重大影响，也会侵害国会专属的立法权限。

最高法院同时驳回原告根据1991年《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对两名思科高管提出的诉讼。原告主张，透过提供监控基础设施，相关主管间接使受害者遭受酷刑，因此应承担责任。

本案原告包括十余名法轮功学员，由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人权法律基金会”代表起诉思科公司。他们表示，自1999年中国政府全面取缔法轮功后，自己因信仰遭到监控、拘禁甚至酷刑对待。

其中一名原告王威廉（William Wang）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访问时表示，中国当局透过监控他的网路活动掌握行踪，随后将他逮捕并监禁近10年。他认为，如果没有思科提供的技术支援，相关迫害根本无法如此有效执行。

王威廉说：“我不反对正常商业往来。”但他认为思科的情况不同，因为该公司“知道中共想利用这些技术做什么”。

公司过去多次表示，虽然曾向中国政府出售网路设备与技术产品，但从未为打压法轮功或协助任何政府，进行网路审查而特别设计产品。

思科前资深副总裁钱德勒（Mark Chandler）2011年曾发表声明指出：“我们从未客制化设备来协助中国政府——或任何政府，审查内容、追踪个人网路使用情况，或拦截网际网路通讯。”

在最高法院今年4月举行口头辩论期间，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曾对思科立场提出质疑。她表示，若原告指控属实，思科“知道那些人将遭受酷刑”。

然而，思科律师当时回应称，公司“强烈反对这些指控”。

索托马约尔最终在判决中提出措辞严厉的反对意见，并获得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及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支持。

她批评多数意见不仅否定本案，也几乎关闭了未来所有受害者透过《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寻求救济的大门。

索托马约尔写道：“法院不仅对本案被告关上法庭大门，也对几乎所有未来试图根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寻求国际法救济的诉讼人关上大门。”

她认为，如果一家公司明知用途仍建立必要设施，使酷刑得以发生，就应被视为参与其中。她举例指出，一家企业若“建造了配备所有必要工具的酷刑室”，就不应被视为毫无责任。

本案也反映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持续收紧《外国人侵权索赔法》的适用范围。

该法最初由美国第一届国会于1789年制定，原意是让外国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于美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避免外交纠纷。此法沉寂近两百年后，自1980年代开始被人权律师广泛用于追究国际人权侵害案件。

不过，最高法院近十多年来多次作出限制性判决。

2013年与2018年的相关判决均强调，若诉讼涉及海外行为，原告必须证明案件与美国有充分且明确的关联。 2021年，最高法院也驳回针对嘉吉公司（Cargill）及雀巢（Nestlé）子公司的诉讼，认定原告未能证明相关侵权行为发生于美国境内。

事实上，本案一度出现转机。位于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于2023年裁定，原告已合理主张思科向中国政府提供关键技术协助，且知悉相关技术极可能被用于酷刑、任意拘禁、强迫失踪及法外处决，因此允许案件进入证据开示阶段。

但最高法院如今推翻该裁定，要求下级法院正式驳回所有相关指控。

案件背景也牵涉中国网路监控体系的发展。美联社去年调查报导指出，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监控体系建设过程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历届共和党与民主党政府均曾鼓励相关商业合作，尽管人权团体长期警告，这些技术可能被用来压制异议人士、迫害宗教团体及锁定少数族群。

2008年外流文件显示，思科曾将中国“金盾工程”视为重要商机。部分内部简报引用中国官员说法，将法轮功称为“邪教”；另有文件显示，公司产品可识别超过九成法轮功相关网路内容。

原告据此主张，思科不仅知悉中国政府的镇压行动，甚至主动开发相关功能，以提高对法轮功群体的监控能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在案件审理期间也支持思科立场，认为不应扩大《外国人侵权索赔法》的适用范围。

最高法院此次裁决不仅让思科摆脱长达15年的法律纠纷，也进一步提高未来跨国企业因海外人权争议在美国遭起诉的门槛。未来若国会未修法明确授权，外国受害者透过美国法院，来追究企业协助海外人权侵害责任的空间，恐将更加有限。

外媒揭露中共正通过“福建网络”系统对台统战，发布影音内容，示意图。(South Orange Middle School)

【大纪元2026年06月22日讯】澳洲网络及国安专家韦德指出，中共已在全球建立庞大“次外交网络”，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建立“全球公共资料库”，让民主社会掌握中共对外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做法，并拟定反制策略。他相信，建立相关资料库的最理想地点，就是台湾。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网络、科技及安全计划资深分析师韦德（Geoff Wade）17日在ASPI网站发表专文，指中共中央统战部透过中共和平统一促进会（统促会）动员世界各地华人，于多个国家扶植配合宣传“和平统一”的团体，并透过这些表面上非官方的团体，进而建构出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次外交网络”。

文中举例，今年5月，在尼日、喀麦隆、坦尚尼亚、查德和安哥拉等国家有多个团体，发表措辞雷同的宣传“和平统一”声明，对赖清德总统5月20日的演说内容表示不满，在刚果、几内亚和莫三比克也有类似团体，公开批评赖总统访问史瓦帝尼（大陆称斯威士兰），纳米比亚的类似团体则抨击巴拉圭总统访问台湾。

韦德解释，这些团体都宣称是当地基层组织，但它们并非真正的民间独立团体，而是配合一个以统促会为核心，致力扩大中共对外影响力的全球性网络。其操作方式是由统促会设定宣传口径，然后由世界各地配合宣传“和平统一”的团体广为传播。

韦德透过电邮回应中央社提问指出，这些遍布世界各地、所谓“和平统一”的团体，只是中共统战网络的冰山一角。

他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已建立全球最庞大的“次外交影响力网络”。该网络旗下遍布各国的团体，除了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发挥影响力，还会替中共收集情报，有时甚至涉及间谍活动。

韦德指出，民主国家应对中共统战团体及其对民主社会的威胁，重点是要高政治透明度和加强分析研究。

他表示，在澳洲，高达数以百计的团体配合中共统战宣传，而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韩国，甚至新西兰同样为数众多。中共以至中共政府都鼓励成立这类机构，以便控制海外侨民和扩大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

韦德强调，要有效应对中共政治宣传和扩大影响力，必须了解中共的“次外交网络”组成部分、运作方式和调度机制；为此，国际社会可以倚重台湾的力量。

他说，那些团体的活动几乎全以中文进行，相关报导也几乎全出现在中文媒体，在非华文国家难以引起政治观察家注意。台湾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国际社会了解那些统战团体和其他致力扩大中共影响力机构的活动。

韦德认为，台湾应建立全球公共资料库，专门记录中共影响力机构在世界各地活动，并且整理全球类似机构的关系网络。

他表示，台湾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了解中共及其运作方式。因此，台湾是建立专门研究中共统战机构及其全球活动的最佳地点。

韦德相信，台湾如果建立这样的研究机构，除了向国际社会提供珍贵资讯，也能让台湾与世界上所有关注中共、中共影响力及中共间谍活动的国家加强联系。

他说，这将会是一项让全球受惠的公共资产。国际社会得以更有效地了解中共统战及其它影响力管道的运作方式。

由日本维新会中国裔参议员石平等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学习会“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2026年6月15日正式成立，资料照。（钟元／大纪元）

【大纪元2026年06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元台湾报导）由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学习会“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15日正式成立。专家指出，这促使更多人认识到“台海和平是国际公共利益的重要一环”。这是对中共近年来不断升高军事压力与外交打压的一种明确回应。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在脸书发文表示，15日日本国会出现了一个值得台湾高度关注的新动向。“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这个新组织虽然目前只有五位发起议员，但背后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十分重大。

发起人之一的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在成立大会上表示：“我虽然出生于中国，但作为日本国会议员，特别关心台湾问题。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而言极为重要。”

矢板明夫说，石平参议员这句话点出了日本政坛近年来最重要的共识之一，那就是台海安全已不再只是台湾的问题，而是日本自身的安全问题。

担任总召集人的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强调：“希望透过研究与政策提案，推动相关立法。”他公开表示：“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错误，就是1972年日中建交时与台湾断交。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与台湾恢复邦交。”

矢板明夫说，北村晴男参议员的话引人注目。近年来，日本国会已经逐渐展开一场“为台湾正名”的运动。过去长期存在的“日华议员恳谈会”，日前正式更名为“日台友好议员联盟”。而15日成立的日本跨党派议员新组织，更直接将“台湾海峡和平”写入名称之中。

对于“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新成立，矢板明夫强调，这代表日本国会正在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立场，促使更多人认识到“台海和平是国际公共利益的重要一环”。这是对中共近年来不断升高军事压力与外交打压的一种明确回应。

矢板明夫表示，他也有幸参与这个团体成立的部分筹备工作。上星期在东京期间，他和这几位国会议员举行了小型座谈，向大家介绍台湾目前的政治和安全保障现况，也分享了台湾社会对区域局势的看法。

他可以明显感受到，日本政界对台湾的关心程度正在快速提升，而且已经从过去的情感支持，逐渐进入具体政策讨论的阶段。

矢板明夫说，未来这个议员团体预计每月定期举办研究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台海局势、日本安全保障以及日台合作等议题，将来有机会向国会提案成立和台湾相关的法律。他们也十分关心日本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题。

此外，矢板明夫说，印太战略智库正规划于今年9月邀请该团体成员访问台湾，与台湾各界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这个新组织的成立，对于日台关系而言，很可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

2022年8月6日，这张插图中，中国国旗和台湾国旗前摆放着正使用电脑的小人偶。 © Dado Ruvic, Reuters

根据台湾国安局发布的声明，这项新设立的网路平台是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建置，并参考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的做法，希望拓展对中国情势的情报来源。

国安局表示，近年来中国经济成长放缓，政治管控持续收紧，加上社会与民生问题增加，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台湾相关部门已接获越来越多中国民众主动接触，希望提供各类资讯，因此决定建立专门联繫管道。

为降低中国官方网路监控风险，国安局强调网站特别注重资讯安全与身份保密，并向使用者提供多项安全建议，包括使用非中国品牌装置、VPN服务以及匿名浏览模式等。

国安局表示，收到的情报将先经科技手段筛选，再由专业团队进行查证与评估，以决定后续联繫和运用方式。

美联社报导指出，此举与近年西方情报机构的做法相似。去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曾发布中文宣传影片，公开呼吁对中国体制不满的官员与其联繫并提供资讯。

另一方面，北京也有设立举报平台 。今年3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指控民进党政府打压政治异己以及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士，并鼓励民众透过电子邮件提供相关线索。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两岸分治至今。北京始终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表示不排除以武力实现统一。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对台军事压力，多次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就在本週，台湾军方也进行火箭实弹演练，展示应对中国可能军事行动的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台湾此次公开建立面向中国民众的情报联繫窗口，不仅反映两岸情报战持续升温，也显示双方在政治、军事与舆论领域的竞争正进一步扩大。

图像加注文字，反对设置人口上限的宣传海报警告不要“与欧洲决裂”。

这正是瑞士选民周日投票时将要回答的问题。届时，选民将决定是否支持把全国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人。这项提案也暴露出这个阿尔卑斯山国家对移民问题的深刻分歧。

这项主张获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Swiss People’s Party）支持。该党将其描述为一项“可持续发展倡议”（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旨在纾缓住房、公共服务及环境压力。

然而，部分选民认为，这只是该党最新一次反移民行动。

政府、其他政党、商界领袖及工会则把这项提案称为“混乱倡议”（chaos initiative），认为它将令医院及酒店失去急需的人手，并损害瑞士与欧盟多年来辛苦建立的关系，使这个非欧盟成员国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陷入孤立。

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当年全国人口为730万，如今已达910万，其中27%为出生于海外、现居瑞士的居民。

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制度，所有重大决策均透过公投决定。倡议者只需收集10万个签名便可推动全国投票。

不少选民关注列车拥挤、房租高昂及医疗成本上升等问题。

最新民调显示，这场投票结果可能非常接近。

民调指出，反对票以极微弱优势领先，52%受访者反对提案；但民调结果显示了意见分裂，45%表示支持的同时有相当数量选民尚未决定。

海琳·根尼斯（Helin Genis）与尼尔斯·菲希特（Nils Fiechter）有不少共同点，但两人对限制瑞士人口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也反映出这次公投高度两极化的特征。

两人都是年轻地方政治人物，也都来自移民家庭。根尼斯31岁，菲希特29岁。根尼斯的父母来自土耳其；菲希特的母亲来自加拿大，而他本人拥有双重国籍。

代表瑞士人民党、担任伯恩州议会议员的菲希特抱怨说：“我们已失控。”他认为“毫无节制的移民正令瑞士不再是瑞士”。

他相信瑞士面对的问题，包括“住房短缺、交通挤塞、学校负担过重及社会服务紧张”都是移民造成的直接结果。

而作为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成员、伯恩（伯尔尼）市议员根尼斯则驳斥这种说法是替罪羊政治。

她向BBC表示：“决定租金水平的不是移民；提高医疗保险费用的不是移民；作出住房、基建或社会投资政策决定的也不是移民。”

她补充说：“从移民视角来看这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分裂。”

图像加注文字，支持该政策的海报将计划中的人口上限（左）描绘成保护瑞士的一种方式，但反对者称其为“混乱举措”。

对于仍未作出决定的选民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制订人口上限后会做什么。

此前并无任何国家尝试过设立居民人数硬性上限。虽然中国过去曾透过现已取消的计划生育政策试图减缓人口增长，但与此并不相同。

瑞士这项提案规定，全国人口在2050年前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时开始采取措施。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限制获准在瑞士寻求庇护的人数，以及取消外籍劳工家庭团聚权利。

若人口真的达到1,000万上限，瑞士必须终止部分已签署的国际协议，包括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free movement of people）。

这一前景已令瑞士商业协会Economiesuisse感到忧虑。该会首席经济学家鲁道夫·明施（Rudolf Minsch）表示，若提案通过，“瑞士与欧盟的关系可能面临挑战”。

因为布鲁塞尔长期警告非欧盟成员国，不能只挑选单一市场的好处，却逃避如人员自由流动等义务。

明施解释：“欧盟仍然是瑞士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他补充说：“维持与主要贸易伙伴稳定而清晰的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

瑞士雇主亦担心劳工短缺，以及失去整个欧洲技术人才库的来源。瑞士酒店业从业员中有一半是移民。医院及护理院舍同样高度依赖外籍劳工。

瑞士人民党则认为，移民只是持续推高对医院病床及学校学位的需求，而限制移民将有助纾缓压力。

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指出目前已有20%的瑞士人口年龄超过65岁。

他们警告，瑞士需要年轻劳工及年轻纳税人来支撑老龄化社会，但瑞士本身并未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年轻人口。

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容·普尔特（Jon Pult）表示，他对人口上限政策最大的担忧是：“在这个不稳定而危险的世界里变得孤立无援。”

瑞士与欧洲邻国一样正增加国防开支。尽管奉行中立政策，该国仍计划与邻国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伊朗冲突均导致燃料价格上升，瑞士也受到影响。此外，其产品还遭到美国高额关税打击。

普尔特警告，瑞士可能危及与欧盟签署的条约，并失去与布鲁塞尔的良好关系。

菲希特则斥责这种说法是危言耸听，称：“我非常肯定欧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他认为欧盟和瑞士的协议“完全符合欧盟自身利益”。

部分选民对孤立的恐惧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当美国对瑞士商品加征39%关税时，瑞士社会深感震惊；而把关税降至15%的协议至今仍未完成。

如今，呼吁选民反对人口上限的宣传海报上，出现了面露狞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其背后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阴影轮廓。

海报标题写道：“在这样的时刻，与欧洲决裂？”

菲希特坚持认为，限制人口纯粹是为了保护瑞士的生活方式。

他表示：“任何热爱瑞士的人，不论是否具有移民背景，都希望瑞士继续成为一个宜居、安全而繁荣的地方。这正是这项倡议的目的。”

但根尼斯则完全看不到任何正面之处：“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排斥他人……而是如何创造足够的可负担住房、确保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投资强大的公共服务。”

她最后表示：“因此我深信，这项倡议对瑞士造成的伤害将多于益处。”

2026年6月10日，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 © Isabel Infantes / Reuters

一直以来，欧盟的移民与庇护制度都饱受诟病，被批评几乎等同于无效，这项议题也一度成为欧洲极右翼政党争取选票的工具，新出台的规则是对此前的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按照计划，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应在周五前完成准备工作，包括修改相关法律、培训工作人员以及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即使是欧盟委员会自己也承认，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完全准备就绪。

而人权组织则警告称，新公约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在欧盟寻求安全庇护时所面临的困难。

首先，新公约加速了外国人的入境程序，尤其是寻求庇护者，也就是边境筛查与快速庇护程序。

欧盟庇护署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欧盟约有80.2万份首次庇护申请仍在等待审理。根据新规定，外国人在获准进入欧盟之前，将在边境接受最长7天的身份筛查。来自欧盟认定“安全国家”的寻求庇护者，或被视为构成“安全威胁”的申请人，将适用更快的庇护程序，审理期限也从原来的6个月缩短至3个月。在案件审理期间，部分申请人可能被安置在边境设施内。他们对于被拒的庇护申请仅有一次上诉机会。

欧盟委员会表示，一些成员国仍需落实名为“Eurodac”的新生物识别数据库系统。该系统将登记并储存成年人以及年满6岁的儿童的信息。此外，许多国家还需要建设边境设施，用于开展身份筛查、庇护审理和拘留工作。欧盟委员会指出，还必须建立独立的人权监督机制，对边境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不过，虽然寻求庇护者入境只是看似更快了，但就像刚刚提到的，新公约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实是加快被拒庇护申请者的自愿遣返和强制遣返程序。

根据规定，一旦庇护申请被驳回，相关人员将自动收到遣返令。这是自2024年中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在欧洲多个国家上台执政后推动的重要政治目标。按照计划，被遣返者将被送往被认定为安全的国家，这一国家可能与本人没有任何联系，据本台6月8日播出的专题节目今日欧洲所采访的专家透露 ，目前讨论提到的第三国包括地中海沿岸国家，如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干达。

与此同时，另有一项饱受争议的内容的是，各成员国还将与欧盟立法机构合作，推动在第三国设立所谓的“遣返中心”，用于安置那些无法被遣返回原籍国的移民，这项措施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资金支持或是具体执行层面，都可以说一直备受争议。所以，目前的消息是，关于此类遣返中心的具体安排，目前正由五个国家组成的小组与潜在合作伙伴秘密磋商。

如果想更有效的强制遣返移民，就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这也是最难的推进的地方。长期以来，如何分担接收寻求庇护者的责任，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一直是欧盟内部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根据现行原则，移民必须在进入欧盟后的第一个成员国申请庇护。因此，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前线国家，如希腊和意大利，长期抱怨自己承担了大部分非法入境移民的压力。

由于无力应对持续增长的移民数量，这些国家曾允许大量移民未经许可继续前往北欧和西欧国家，从而将部分压力转移至德国、瑞典等国家。结果，这些国家的庇护申请数量飙升至历史高位，导致这些国家的移民管理体系一度濒临崩溃。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新公约建立了所谓的“团结机制”，以确保边境国家不会独自承担压力。其他成员国要么接收一定比例的寻求庇护者，要么提供资金支持作为补偿。此外，如果某国接收了通过“二次流动”进入本国的移民，也就是移民先抵达一个国家，随后转移到另一个国家，那么第二个成员国也可据此抵扣应承担的份额。

例如，波兰自2025年初以来以白俄罗斯利用移民问题作为政治工具为由，暂停了庇护申请权。原本作为临时措施的政策已经被多次延长。匈牙利新任总理马扎尔也延续了前总理欧尔班的强硬移民政策，包括拒绝接收移民。不过，马扎尔表示，他将调整匈牙利的庇护程序，以避免因欧尔班时期违反欧盟庇护规则而被处以每日100万欧元的罚款。

最后，从现实层面来看，其实新公约不会立即带来明显的变化。欧盟委员会承认，由于没有任何国家已经完全做好准备，落实新公约的工作将在6月12日之后继续推进。也就是6月12日之后，一切才会慢慢落入正规，而这需要多长时间，谁也给出确定的回答。也有人担忧，目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模糊性和缺乏统一标准令人担忧。

人权倡导者批评新规定削弱了寻求庇护的权利，认为加速审理程序会导致申请评估流于仓促。他们指出，快速审理机制可能会导致一些原本符合国际保护条件的申请者失去获得庇护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警告，边境长期拘留现象预计将显著增加。因此，有理由怀疑，新公约会对不少寻求庇护的人关上大门。